1949年初冬的清晨，珠江岸边的雾气很重，码头工人还在忙着装卸木箱。陶铸背着手，看着缓缓流淌的江水，低声对身旁的曾志说：“到了和平年代，我们也许还能一起看看全国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两人反复提起的玩笑——谁都没想到，二十年后他们竟在仓促中做了最后的告别。
时间一下子跳到1966年5月，北京春末的柳絮刚落。陶铸奉调进京，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、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。那年他57岁，旧伤加胃病缠身，却依旧挺直腰板。曾志此时是广州市委副书记，身体也不好，干脆向组织请假，北上疗养，夫妻俩算是难得团聚。
刚住进中南海的日子并不轻松。文件山一样高，会议一场接一场。晚上十点，院子里只剩青灯。为减轻呕吐，陶铸常用热毛巾捂腹。曾志看了心疼，劝他躺一会儿，他摇摇头：“工作摆不开，躺着更难受。”说实在的，那几个月，连白开水都带着药味。
1968年8月，风声愈紧。一天傍晚，汪东兴来到曾志住处。院子里知了叫得厉害，汪东兴开门见山：“组织上决定，请陶铸同志去合肥休养。你可以随行，也可以回广东。”短短几句话，不容置疑。曾志当即没表态，只说“我知道了”。
展开剩余67%夜深了，曾志把这事告诉陶铸。屋里灯光昏黄，风扇吱呀作响。陶铸沉默良久，忽然抬头，声音放得很轻：“你千万不要陪我去。我这身子剩不了多久，你去了也帮不上忙。”曾志想反驳，却发现一句话也挤不出来。两人对视的那几秒，比任何言语都沉重。
10月18日清晨，合肥专车停在中南海西门。陶铸把几张家人合影塞进挎包，扶门下台阶。曾志抢前一步帮他拉开车门，手却在发抖。临别时，陶铸勉强笑了笑：“好好活着。”曾志哽住，只挤出四个字：“你也保重。”车窗缓缓升起，陶铸把额头贴在玻璃上，抬手挥了两下——这一幕成了永恒的定格。
合肥气候湿冷，陶铸的病情急转直下。1969年11月30日晚，他因肾衰竭去世，终年60岁。合影被放在床头，照片里的人仍在微笑。遗憾的是，两地相隔不过八百里，夫妻俩却再无机会说话。
噩耗传到广东时，曾志正挑着粪筐在翁源县渔溪大队的田埂上。她已近花甲，劳动强度大到让肩胛骨发麻。那天傍晚，她一个人坐在邱屋门口，任凭山风灌进袖口，也没掉一滴泪，仿佛泪腺忽然失效了。
1970年春，反复发作的风湿加重。曾志写信给周恩来、邓颖超，语气坦白：“年过六十，南方湿热，恐难支久。”很快得到批复，同意她北上调养。1972年2月，她抵达陕西临潼干休所，组织关系、粮油供给、工资来源被分散在四个单位，手续繁琐得让人头大。
有意思的是，老战友们惦记她的军装。曾志爱穿旧军装，可临潼没人负责发放，她索性给毛主席写信，说明希望转归军队序列，每年领一套军装。不久便接到毛主席批示：愿留西安可由省委安排，不愿意可以回北京。选项突然敞开，曾志思索片刻，答复：“愿回北京工作。”
1973年春末，她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南海。汪东兴见到她，半是关切半是调侃：“回来，就安心离休吧，中组部负责生活。”曾志点头，却没闲着。1977年恢复职务，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，那年她66岁。有人劝她保重身体，她摆摆手：“还能走就别歇。”
1983年离休后，曾志仍保持早起读报的习惯。书桌最显眼的位置，放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合影。有人问她为何不锁进抽屉，她只轻轻一句：“放在眼前，省得忘了。”
1998年4月，曾志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7岁。守灵室一角，工作人员特意立起那张旧照片。照片里的陶铸依旧目光坚定，而侧身站着的曾志，笑容明朗，仿佛正在听他细声叮嘱：“你千万不要陪我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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